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將發生根本性變化：消費改變中國

 

消費改變中國，也將改變世界。中國大國的優勢，在于不需要依賴外國需求來實現本國的消費與制造業升級。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開會議，時隔三年再提“擴大內需”，此內需或與之前的內需不同，擴大國內消費很可能成為“新內需”。

在未來30年左右的時間里，中國現代化的實現，取決于能否在確保制造業全球份額基本穩定甚至略有增長的前提下，大力提升消費占比。2016年，中國制造業占G20的比重為34.8%，而居民消費占比僅為10%。

中國消費潛力即是經濟增長的韌性。根據國際經驗估計，未來30年，按不變價計算，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大約將增長4-7倍左右；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，名義消費增幅或可能會高達18-32倍左右；而如果維持過去30年中國名義消費支出增速，年均增長14.1%，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名義消費支出將增長52.5倍。

從消費結構看，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大致相當于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、日本五十年代和韓國八十年代。在東部較發達地區，非必需品占比已接近60%，與日本相同人均GDP時的水平相當；30年后，這一比率可能接近80%，同時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可能減半。

消費改變中國的方方面面，最重要的是以下三個方面：通過消費升級帶動制造業升級，也只有消費升級，才能帶動制造業升級，制造業升級反過來又是消費可持續升級的必要條件；從出口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變，中國或從外貿順差國轉為外貿逆差國；消費驅動的外貿逆差，是人民幣先區域化后國際化的基礎性支撐。

如果維持過去10年的消費增速，20年后，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****的消費市場。布局中國消費升級，就是布局中國的未來，這需要把握以下幾個關鍵詞：品牌、標準化、代際升級、新業態、世界級企業。

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或“貿易冷戰”，或許曾經成功地遏止了前蘇聯、德國和日本的崛起，但這一招對于中國不一定適用。如果能夠利用好大國消費的規模優勢，中國可以化解貿易摩擦，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成為世界****經濟體。

正文

新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將發生根本性變化，消費而不是出口和投資，將改變中國。

從內在邏輯來看，這樣的改變已經在發生。 出口撐起了過去40年中國的工業化， 而消費將是未來30年中國現代化的可持續動力；惟有消費升級，才能帶動制造業升級，而制造業升級反過來又是消費可持續升級的必要條件；如果轉型成功，未來30年，中國將從出口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，從貿易順差轉為貿易逆差，從工業化走向現代化。

中美貿易摩擦將加速中國經濟向消費轉變的進程。世界兩個大國的貿易摩擦，有貿易爭端、有技術遏制，也有實力較量，但其背后的實質，是兩個世界級消費中心的競爭，即現在的美國和未來的中國。因此，應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甚至“貿易戰” ，有很多方法（如報復措施、補貼措施等），但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是有代價的，不少是“零和游戲”；只有鼓勵消費將使中國處于戰略有利地位，對內可以繼續推動制造業升級，保持適度經濟增長，對外可以化解“遏制中國” 的力量， 更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突破口。

一、 中國消費的潛力

從總量來看，由于大國效應，中國工業化在國民富起來之前就已經完成了大部分。按照Maddison Program 基于購買力平價的計算， 在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下，中國制造業占G20的比重高達 34.8%，較同一人均GDP水平時的日本高25.6個百分點（圖表 1）。盡管相較于圖中美國的最高點48%，仍有1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，但美國的這一個高位發生在全球業化水平還比較低的1966年。在目前基礎上，中國制造業占比繼續升高，無疑將會擠壓其他國家的市場份額，甚至導致貿易摩擦。事實上，美國制造業占G20的份額，已經從1966年的高位跌去一半以上至2016年的21.7%。與中國制造業總量的強大相比，中國消費力量明顯較弱。2016年，中國居民消費占G20的比重僅為10%，不到同期制造業占比的三成（圖表 2）。德國和日本的消費占比與其制造業占比幾乎同起同落，美國是例外，在其制造業占比跌去一多半的50年間，居民消費占比僅下降了7.6個百分點。過去40年，工業化帶動了中國整個經濟崛起。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，中國GDP已經超過美國，全球從美歐世紀，將再次輪回到中印世紀（圖表 3）。

然而，對中國而言，過去的40年不可完全復制，也難以從過去的40年外推未來30年。1978-2016年的全球經濟增長中，消費與投資增長基本同步。 這一期間，扣除物價因素，全球消費增長了2.9倍，僅略低于投資3.2倍的增速（圖表4）。相對來講，中國式崛起，出口帶動投資，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。與世界同期水平相比，中國出口、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倍數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9、18.5和7.1 倍。不同的數據都支持這么一個判斷，即中國的消費相對滯后。中國出口、投資和消費占G20的比重分別從1980年的1.6%、2.2%和1.4%，快速提升至2016年的22.0%、27.9%和10.1%，消費沒有同比例增長（圖表5）。這個圖也說明，全球金融危機之后，相對于國內消費和出口的投資過度，是之后出現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。2016 年，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同期美國的6.9%，同期，韓國是美國的33.6%，且從1970年以來一直沒有低過10%（圖表6） 。從G20的經驗來看，發達國家消費占GDP的比重較高，但占高并不一定是發達國家。特別之處在于，中國居民消費占比為G20新興市場中第二低，僅次于沙特（圖表7）。這里面，有中國消費被低估的成分，主要是由于非正規經濟的比重相對較大，但中國的消費數據總體上符合過去中國投資、出口主導的增長模式特征。

未來三十年中國消費增長的潛力和規模，可以通過以下兩個方法來推算。

1.1 人均消費水平

中國人均消費占人均 GDP 的比例從全球范圍內來看明顯偏低。按照世界銀行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價，2015 年，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337美元，是人均GDP的36%（圖表7） 。

在全球 74 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國家中，人均GDP與人均消費存在非常強的正相關關系（圖表8）。 如果我們將中國2015年的人均GDP 代入圖表8中的經驗公式，發現中國在2015年的人均消費應該達到3765美元（2010年不變價美元），對應消費GDP占比應為58%，與實際相差22個百分點。1.2 消費總量

過去三十年，盡管滯后于出口和投資增長，中國消費總量在較低的基數上仍然增長了11.2 倍，遠快于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（圖表 9）。

按照可比的人均GDP水平，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于美國1934年，日本1957年，以及韓國1987年。按照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，倘若參照美日韓的發展路徑，可以推算出中國30年后人均GDP在20466（美國路徑，該路徑部分是受二戰影響）至34332美元（日本路徑）之間，韓國路徑非常接近美日均值，為27031美元。

我們可以用兩個方法推算三十年后中國人均消費規模：其一， 用人均消費與人均 GDP 的相關關系來確定。將上述美日韓人均GDP代入圖表8的公式，按14億人口推算，日韓美三個路徑可以得到30年后中國消費總規模分別為26.9、21.3 和 16.1 萬億美元，分別是 2017 年居民消費規模的 7.2、5.7和4.3 倍。

其二，用美國、日本和韓國相應年份的人均消費支出與人均GDP關系來確定（圖表 10）。在這些國家人均GDP與目前中國相當之后的30年，即1964年的美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7%，1987年的日本消費占比為55%，以及2017年的韓國消費占比為49%。同樣按14億人口和美日韓三國人均GDP的走勢和消費占比，我們可以得到中國在30年后三種路徑下的居民消費總規模，即 26.3、18.4和16.3萬億美元，分別是2017年居民消費規模的7.0、4.9 和4.3倍。

由此可以說明，中國未來消費潛力巨大，可以成為經濟中速增長（4-6%左右）的主要動力。上述分析表明，未來30年，按不變價計算，中國消費支出大約可以增長4-7倍左右。但是，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，增幅將大幅度提高。過去 30 年，美日韓消費支出扣除物價因素后分別上漲 2.4，1.6和3.8倍，三國本幣通貨膨脹分別上升2.2、1.2、3.2倍，名義值累計分別增長4.4，1.6 和14.8倍，名義增速接近實際增速與CPI相乘，部分差距或來自不同國家統計口徑的不同和調整。中國過去30年通脹上升4.5倍，以此推算未來30年，按人民幣計價，中國名義消費增幅或可能會高達18-32倍左右。比較而言，如果維持過去30年的名義消費支出增速，即年均增長 14.1%，未來30年，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名義消費支出將增長52.5倍。

可以預料的是， 除非政策發生重大變化，否則，中國消費規模超越美國，將較GDP趕超要慢得多。目前，中國消費總規模已經超過日本，但仍只是美國的30%。

情景一：假設 1）按日本的路徑，即中國維持日本1957年后30年的增速；2）中國人口規模不變，即維持14億人口；3）以美元實際值推算，即按照現在匯率計價；4）美國維持過去10年增速（約2%年度實際增速），中國GDP將于2026年左右超過美國。但是，由于中國目前居民消費占比偏低，即使按照日本1957-1987年的增長推算，中國未來30年都難以超越美國成為********大消費市場（圖表11）。

情景二：如果我們調整假設 1）為按照中國過去10年增速（即美元計價的 8.2%年實際增速） 外推，同時維持美國的路徑不變，那么，中國GDP同樣將于2026年左右超越美國，但消費總規模或于11年后的2037年左右超過美國，成為全球****的消費中心（圖表12）。在討論消費數據的國際比較時， 需要區別三大因素，即一個國家的通脹、匯率和人口變化，對消費規模估算產生的重大影響。以美國為例，1976-2006期間，美國居民名義消費支出增加了8.1倍，實際消費支出增加了2.7倍，兩者之差主要來源于通貨膨脹以及人口的變化。以日本為例，則需額外考慮日元與美元的匯率， 在1970-2000 年間，日本以美元計價的消費支出名義值增長了 26.7 倍，而實際值只增長了3.1倍，除了通貨膨脹和人數變化外，日元相對于美元還升值了320%。

上述討論表明，如果政策措施得當，未來30年中國存在著保持消費繼續較快增長的需要和可能。在制造業增速放慢的時候，消費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速增長的主要動力。 中國未來的消費規模，很可能介于情景一和二之間。重要的是，消費增長是一個慢變量，因而需要更早、更快地采取措施鼓勵消費，具體措施包括加快城市化進程、大規模減稅、大幅度提高退休保障和醫療保障水平等。

二、 消費結構的演進

中國的消費水平可能被低估，但從目前中國部分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數據看，與當年人均GDP 跟目前中國相似時的美國、日本和韓國很接近。 概括而言，中國目前居民消費的發展階段大致相當于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、日本五十年代和韓國八十年代。 我們從三個方面做比較：

前面提到， 以2010年美元計價的人均GDP，中國目前相當于美國的1934 年、日本的1957年和韓國的1987年；

從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例看，中國目前相當于美國的1930年代（由于數據原因，沒有具體年份）、日本的1970年和韓國的1988年（圖表13）；

從每1000名居民擁有的機動車數看，中國目前相當于美國的1923年、日本的1969年和韓國的1992年（圖表14）。在這之后的30年時間里，美日韓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？ 在之后的30年中（韓國為2016年數據），美國、日本和韓國的食品消費支出占比從接近30%分別下降到 18.9%、16.1%和16.3%；每千居民擁有的機動車數從134輛分別增長到351、582和425。這表明，食品消費支出占比將下降近一半，而每千居民汽車擁有量將有兩三倍以上的成長。

從國際經驗看，綜合而言，隨著人均GDP的增長，消費行業將出現分化，必需品的消費增速慢于非必需品的增速。結果是，在整個消費支出大類中，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下降，非必需品消費占比支出提高。由于早期數據缺乏，我們分析美國1976到2006這三十年和日本稍早的30年（1970-2000）的消費結構變化，結論非常接近（圖表15和16） 。

我們可以粗略地將每日消費占比均下降的行業歸為必需品，占比都上升的歸為非必需品。根據這一定義，必需品包括食品、煙酒飲料、服裝鞋類、家具和家庭設備；非必需品為健康醫療、教育、休閑娛樂、運輸通訊、水電燃料和住房。比較而言，日本1970年的消費結構與當下中國更為接近。 1970年，日本的食品煙酒，衣著，醫療保健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分別為30.8%，7.9%和7.8%，而2016年，中國上述三項消費支出占比分別為30.1%，7.0%和7.6%，非常接近。在教育文化娛樂，居住支出等方面兩國也具有很大的類似性。受通信技術進步和房地產價格上升的影響，中國目前的交通信息、居住及水電支出占比較當年的日本高一些。

圖表17揭示了日本從1970年開始30年后非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的變化，或許可以預示中國現在以后30年消費結構的變化。可以看到，在隨后的30年間，日本居住及水電支出、醫療保健支出、教育文化娛樂支出，以及交通通訊消費支出占比均成倍增長，應是未來30年中國最具成長性的消費行業。 與此同時，日本的食品煙酒消費、衣著消費和生活用品消費支出占比持續下降，占比大都接近減半（圖表 18）。其中， 食品煙酒消費占比下降最多，從1970年的30.8%下降到2000年的16.1%。中國目前的食品煙酒消費份額為30.1%，可以預計在接下去三十年中，占比很可能會減半至15%左右。從中國分省的消費結構數據來看，人均GDP與消費占GDP的比重呈現U型關系，即消費占GDP的比重會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先下降，后上升（圖表19）。目前，北京，上海，浙江等較發達地區的消費GDP占比已經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走高。食品消費占比與人均GDP存在著較強的負相關關系，未來食品占比必然會不斷下降（圖表20） 。從分省數據看，中國較為發達的江蘇、浙江和廣東，從食品支出占比和每千人擁有汽車數量等指標來看，基本上跟隨韓國、日本和美國的發展路徑。相對而言，中國食品消費占比總體跟日本接近，但高于人均GDP相同水平時的美國和韓國（圖表21）。從每千人擁有汽車數量看，中國發達省份低于人均GDP相同時的美日韓三國（圖表22）。按照必需品與非必需品的分類方法，同時結合國家統計局東部、 中部、 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區域劃分，我們發現，過去十幾年，各個地區的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都在下降，尤其是在2013年之后下降速度加快，不同地區的同步性或受統計口徑變化等非經濟因素影響，也有代際消費升級的支撐（圖表23）。2016年，西北地區必需品消費支出占47.1%，分別高于中部和東部地區3.0和5.5個百分點。在2002-2016年間， 東中西和東北必需品消費增速分別為2.6，3.1，3.1，3.3 倍，而非必需品增長倍數則達到了4.8，4.7，4.4，和5.5 倍，除東北地區的非必需品消費支出數據好于其他三個地區外，其他數據變動方向與經濟走勢基本一致，即東中西必須品消費支出增速梯次上升，而非必需品支出增速遞減，只是東中西部地區的消費支出增速差距并不明顯（圖表 24）。國際比較顯示，中國東中西部地區非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，基本上在日本與韓國的范圍之內（圖表25）。即使在東部較發達地區，2013年以來，非必需品占比已向60%靠攏， 接近日本相同人均GDP 時的水平。30年后，這一水平可能接近80%，即有20個百分點的上升空間。

中國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下降是大勢所趨，但這并不代表中國必需品消費沒有成長的空間。由于消費基數低，即使按目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0%左右的增長，30年可以累計增長19.2倍。中國分省的經驗顯示，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與居民儲蓄率負相關，即降低居民儲蓄率，可以提高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，部分原因是低收入地區預防性儲蓄比重較高（圖表 26） 。三、 消費將如何改變中國？

消費改變中國，也將改變世界，這是由中國的大國效應和發展階段決定的。一個大國難以可持續地通過出口和全球消費來支撐其現代化；相反，大國的優勢恰恰在于，不需要依賴外國需求來實現本國的現代化。從目前中國的發展階段來看，消費和消費升級將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。

消費改變中國的方方面面，最重要的是以下三個方面：通過消費升級帶動制造業升級；從出口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變，是一個從外貿順差向外貿逆差轉變的過程；消費驅動的外貿逆差，是人民幣先區域化后國際化的基礎性支撐。

3.1 消費升級帶動制造業升級

對中國的增長模式而言，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拐點。當全球貿易受挫，中國制造業就難以繼續依靠出口維持快速增長。2008年以后，中國貨物出口和制造業占G20市場份額開始出現“剪刀差”，這個缺口近來繼續擴大（圖表27）。相應地，出口交貨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持續下降（圖表28）。這預示著三種可能，一是全球貿易繼續復蘇，通過增加出口來緩解國內產能過剩壓力；二是通過鼓勵國內消費，確保總需求有一個合理的增長空間；三是放慢制造業的增速，相應地容忍GDP增速放緩。這三種路徑中，鼓勵國內消費更具建設性，經濟增速或仍有放慢，但消費增長韌性有助于提高整體增長的韌性。

目前中國政府強調創新和制造業升級，這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。然而，創新和升級不只是解決存量問題，更需要解決增量問題，因為只有增量才能帶動經濟增長。鼓勵消費就是創造增量空間，打開制造業升級的空間。在未來30年左右的時間里，中國的策略或是，確保制造業占G20的份額基本穩定甚至略有增長，同時大力提升消費占比。從中長期來看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，在制造業占G20份額不能大幅度提升的情況下，如何確保GDP份額的持續提高。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到現在，美國制造業占G20的份額已經跌去一半以上，然而，美國GDP的份額僅略微下降，背后的支撐力量就是國內消費（圖表 29）。按照名義匯率計算，中國消費支出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，繼中國成為出口和制造業大國之后，能否成為消費大國，將決定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（圖表 30）。

從這個角度來講，我們可以說，中國的消費升級決定了制造業升級的空間，即制造業增長的空間主要決定于消費升級的能力和空間。3.2 消費升級降低貿易順差

中國成為消費大國的過程，基本上是一個外貿順差減少的過程。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：一是低端制造業轉移之后出口減少，這一過程通常與消費升級同時發生；二是消費升級帶動進口增長。

中國離貿易逆差國并不遙遠，而且，貿易逆差也不是洪水猛獸。從國際經驗來看，消費占GDP的比重通常與外貿順差占GDP的比重負相關。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美國消費占比上升了將近10個百分點，使美國逐漸成為世界****的貿易逆差國，在這一過程中外貿順差與消費占比高度負相關（圖表31）。從1970年到現在，德國一直保持了外貿順差，但順差占GDP的比重與消費占GDP的比重也是高度負相關（圖表 32）。亞洲國家日本和韓國也有相似的負相關關系，但是消費的路徑并不完全相同。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，日本和韓國基本上都保持了外貿順差，但日本消費占GDP的比重繼續上升，韓國的消費占比卻保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（圖表33和34）。兩國的****區別是，韓國是一個較小的國家，其增長主要依賴出口，而日本卻難以依靠更多的出口來維持經濟增長，或者說，日本采取的是出口和國內消費兩條腿走路的辦法。即使如此，也沒有阻止日本GDP在全球比重的下降。除八十年代一些年份外，中國一直是外貿順差國。但是，近來外貿順差也有下降的趨勢，其占GDP的比重已經從最高峰的6.5%至2017年的3.5%（圖表35）。今年3月中國出現了297.8 億元的貿易逆差，是 2017 年2月以來的第一次。 盡管這并不意味著近期中國會出現年度逆差，但低端制造業轉移和消費升級與進口增加，中國未來會出現更多的月度逆差，最終成為年度逆差國的可能性將大幅度增加。

總而言之，各國經驗基本一致，即居民消費占比與外貿順差占比呈負相關關系。圖表36中，惟有印度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。外貿逆差可以發生在新興市場經濟，也可以發生在發達國家，從較長的時間來看，這無關一個國家的競爭力，也與本幣貶值和資金外流沒有必然的聯系。3.3 消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

很多因素決定著一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，但我們認為，消費或與消費相匹配的外貿逆差是關鍵因素之一。 有不少指標都可以衡量一國貨幣全球化的指標， 從全球交易投資貨幣的角度看，消費和貿易占比基本上可以解釋一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（圖表37）。相比之下，受政策管制的影響，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低于其基本面所決定的比例，也就是說，人民幣的國際化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。從全球經驗來看，外貿逆差國家本幣國際化的可能性較大。主要國家的外貿順差占GDP的比重與全球交易投資貨幣中本幣的占比呈負相關關系，即一個國家的順差越多，其本幣的國際化程度就越低（圖表38）。換句話說，那些貿易逆差國，即進口大于出口，將有更多的本幣流向海外，推動本幣的國際化。當然，貿易順差國本幣也會隨其經濟總量的擴大得到更加廣泛的使用，但該貨幣國際化的進程有較大的可能性被逆轉，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如果國際經驗對中國適用，高額外貿順差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制約因素。從主要國家和地區看，中國是****外貿順差國，遠高于歐洲，而美國則是****的逆差國（圖表39）。不過，這并不排斥人民幣仍然可以逐步國際化，國內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都有可能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，使之在國際金融市場發揮與經濟實力相適應的作用。

本幣國際化將助力海外投資（ODI）擴張，進而進一步推動本幣的國際化。國際經驗顯示，一國貨幣越國際化，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的比重就越高（圖表40）。“一帶一路”戰略規劃的實現，一定是以人民幣為中心的戰略。人民幣國際化與國內改革和消費升級高度相關，但這兩個都是慢變量，由此我們也可以認為，“一帶一路”將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。到目前為止，盡管中國總體上是一個貿易順差國家， 但也存在著區域性貿易逆差，這決定了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會從區域化開始。 在G20國家中，中國跟大多數發達國家（德國、日本和澳大利亞除外）和資源型新興市場經濟存在外貿逆差，對這部分以中國需求為主的商品，存在著人民幣定價的潛在可能性（圖表41）。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，中國與其中的一些國家存在著外貿逆差（圖表42）。與這些貿易逆差國之間，人民幣區域化有可能率先開始；然后，隨著中國消費實力的上升，最終推動人民幣逐漸成為主要國際貨幣。

人民幣國際化，將帶動更多的以人民幣計價的海外直接投資，配合中國的消費升級與進口增長，是實現“一帶一路”戰略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。四、 布局全球消費中心

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開會議，時隔三年再提“擴大內需” ，提出要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。這固然有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新不確定性，但重要的是，此內需或與之前的內需不同，擴大國內消費很可能成為“新內需” 。

鼓勵消費，是化解中美貿易摩擦的良藥。首先，中國的貿易順差將隨著消費升級和制造業轉移而逐步下降，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最激烈的階段即將過去。從這個角度看，中美貿易爭端的經濟風險或迎刃而解。其次，如果貿易摩擦是被用來遏制中國崛起的手段，國內消費增長正好可以對沖外部風險，消費升級仍有可能推動中國制造業創新與升級，也可化解政治風險。

我們可以據此認為，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或“貿易冷戰”，或許曾經成功地遏止了前蘇聯、德國和日本的崛起，但這一招對于中國并不一定適用，中國仍有足夠的優勢、空間和措施，在未來十年內，跨過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成為世界****的經濟體。

20年后，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****的消費中心。布局中國消費升級，就是布局中國的未來，需要把握以下幾個關鍵詞： 品牌、標準化、代際升級、新業態、世界級企業。

第一、 突出品牌優勢。 過去很多消費品牌主要來自歐美發達國家，這是由他們的消費實力決定的；大國大眾消費崛起，特別是非必需品消費需求的可持續增長， 就是中國消費品牌崛起的過程。即使是現在的西方消費品牌，只有跟中國消費市場相結合，才可能保有其品牌優勢。

第二、 實現標準化可復制。 即使在必需品消費方面，中國仍有明顯優勢。 以麥當勞肯德基為代表的西方快餐風靡全球，而目前中餐還沒能有一家全球性的企業，關鍵找到中餐標準化的突破口。相對而言，火鍋的標準化程度是最高的；隨著 AI 的普及和大數據的運用，中餐在食品標準化這一問題上很可能會迎來新的突破口。

第三、代際消費升級方興未艾。 代際消費升級，也是消費創新的過程。 隨著80后，90 后，乃至00后的逐漸成長，代際更迭引發的消費升級顯得越來越重要。在個性崛起的時代，小眾興趣衍生倒逼消費升級。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未來的消費主力軍， 意味著未來中國儲蓄率下降和家庭杠桿率進一步提高，由于年輕人消費的收入彈性高，收入增加會帶動非必需品支出較大幅的增加。

第四、互聯網時代的新業態，使得中國在消費在很多方面后來居上。 在互聯網的時代，體量是關鍵。中國世界級互聯網企業的崛起， 跟消費市場規模優勢的疊加交互影響是分不開的。從目前市值來看，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和騰訊， 已經與美國的亞馬遜和Facebook相當。 在移動支付領域，中國已經遠遠領先于美國。 據估算，2016全年美國移動支付規模是1120億美元，而中國移動支付的市場規模高達5.5萬億美元，是美國的近50倍。中國移動支付技術領先美國，在“無現金社會” 方面領先一籌。

第五、發現和布局世界級企業。1955年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，只有60家公司出現在了2016年的榜單中。在1955-1994 年中，每年有8.5家新企業躋身500強，在1995-2016年間更替速度加快到了每年14.2家。在1996-2016年這20年間，全球500強中， 日本企業從141家銳減為52家，而中國則從2家大幅躍升到110家， 這背后****的原因在于中國龐大的制造業的崛起。 目前， 中國進入全球500強的企業絕大部分是大型國有企業，零售消費公司占比較少。 據統計，2015年，全球100強零售與消費公司里，美國占了39席，中國只占7席。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，結合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，一批具有成長性的本土零售與消費公司正在崛起，提早發現和布局這些未來的世界級企業，將是價值投資者的必爭之地。